抗戰烽煙中的蘇北文化氣象

1940年10月，新四軍東進部隊與八路軍南下部隊在江蘇省東台縣以北的白駒鎮（今屬鹽城市大豐區）勝利會師，進而開辟了蘇北抗日根據地。江蘇省檔案館保存著大量這一時期的檔案資料，其中，《鹽阜報》《鹽阜大眾》《大眾日報》等報刊，就像歷史的窗口，從中不僅可以回望抗日反頑的烽煙，還可以領略根據地文化建設的風採。

“一件有歷史意義的偉大工作”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中央命令新四軍整編重建，軍部設在鹽城，劉少奇任政委，陳毅任代軍長。此時，根據地新辟不久，與日偽頑的軍事斗爭和政治斗爭緊張激烈，文化斗爭也十分尖銳。在1941年5月10日《大眾日報》上，有一篇題為《蘇北文化界召開文協首次代表大會新四軍陳代軍長劉政委親臨指導》的報道，“蘇北文化界為開展蘇北新文化運動，粉碎敵寇、漢奸、投降派的奴隸文化政策，特於4月16日在某某地魯迅藝術學院華中分院召開蘇北文化界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討論今后工作方針及具體工作計劃”。這則消息反映的是當時為了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劉少奇、陳毅等人認真貫徹毛澤東提出的建設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的要求，抓住華中敵后抗戰局面業已打開的有利時機，悉心領導建立抗日文化統一戰線、發動群眾性文化運動的史實。劉少奇還在蘇北文協成立大會上發表《蘇北文化協會的任務》的演講，對蘇北抗日根據地文化的性質進行了深入闡述，對蘇北文協提出了三項具體任務，強調“這是一件有歷史意義的偉大工作”。陳毅在會上作了《為廣泛開展蘇北新文化事業而斗爭》的講話，他希望文化工作者依靠群眾、深入群眾，成為一個大眾的文學家藝術家，把蘇北的文化事業做好，然后再推廣至全中國。

“動員全黨辦報”

報刊是文化建設的重要陣地，新四軍和地方黨組織十分重視報刊的作用。《江淮日報》作為華中局機關報，是華中抗日根據地第一張大型黨報，1940年12月2日創刊以后，還陸續承辦了《江淮文化》《江淮藝術》《江淮畫刊》等，帶動和影響了蘇北地區新文化運動的開展。為了提高宣傳效果，1941年5月8日，《江淮日報》發表了《開展“牆頭詩”和“牆頭小說”的運動》一文，提倡“將一種詩和一種小說寫在紙上，貼到大街上去，大眾可以隨時閱讀”。一批詩歌作者積極行動起來，以當地的民謠風格和鄉土語言編創了大量牆頭詩，比如，支前牆頭詩：“得田翻身，立功報恩，踴躍支前，消滅敵人！”生產牆頭詩：“天怕烏雲地怕荒，人人快把生產忙，田中自有黃金寶，勤苦勤做不愁荒。”這些詩歌短小精悍、易懂易記，為群眾所喜聞樂見，有效激發了人民群眾建設根據地的熱情。

《鹽阜報》創刊於1942年元旦，由中共鹽阜地委主辦，起初讀者對象主要是區以上干部。后來，為了滿足鄉裡干部和識字不多的群眾需要，決定再創辦該報通俗版的《鹽阜大眾》。1943年4月25日，《鹽阜大眾》正式創刊。該報以其“從大眾中來、到大眾中去”的鮮明辦報特色，深受基層干群喜愛。1944年4月25日，《鹽阜大眾》發行周年紀念特刊，回顧了一年辦報的成績和不足，重申了此前定下的編輯標准：“形式愈土愈好，種類愈多愈好，字數愈短愈好，內容愈淺愈好”。特刊還發表了阿凡《談“小調”》的文章，“本報第四版上，差不多期期都登小調，不問這些小調編得好壞，讀者們都很歡迎，拿到手就唱，直到唱會放手”，提出應更好去利用小調，發揮它的力量。特刊同時發表了阿英《關於“文化娛樂版”》的建議：“希望今后增加‘大眾文化娛樂版’。大眾需要教育，同樣也迫切需要娛樂——有教育意義的娛樂。”

1944年元旦，《鹽阜報》出版二周年紀念特刊，刊登了《中共鹽阜地委關於加強鹽阜報及鹽阜大眾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決定》認為，“不關心黨報，不愛護幫助黨報的現象，是黨性不純的表現”。為了加強報紙的黨性、群眾性、組織性、戰斗性、指導性，把黨報辦得更好，地委特鄭重提出“動員全黨辦報”，並從思想認識、組織領導、職責任務、通聯隊伍、發行及學習運用等方面作出八條具體的規定。《決定》強調，“各級黨委應幫助鼓勵工農兵群眾寫新聞、通訊等稿，文體不拘，長短不拘，字句不通可以修改。”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大批工農民兵通訊員被發現和培養。最典型的是，1944年10月6日《鹽阜大眾》發表了陳登科的第一篇稿件《偽化區抓壯丁》，全文60多個字，其中有13個錯字、21個別字被一一改正。

建立文化統一戰線

當時，新四軍戰地服務團、抗敵劇團、新安旅行團以及賀綠汀、范長江、黃其明、阿英、鄒韜奮等眾多文化名人和一大批知識青年，陸續從敵佔區及大后方來到蘇北、蘇中等地參加抗日。為了團結知識分子、文藝工作者和各階層人士投身抗日文化運動，陳毅抽出大量精力以詩會友，通過文化紐帶匯聚文人學者、士紳名流。

1942年1月，民國初年曾任江蘇省省長、在蘇北頗有聲望的韓國鈞（字紫石），拒絕威逼利誘，被日寇軟禁，憤然辭世。陳毅在4月26日《鹽阜報》發表《聞韓紫翁陷敵不屈宛詩以贊之》：“赤縣神州坐沉淪，幾人沉醉幾人醒﹔彪炳大義持晚節，浩然正氣勵后生。不問黨籍攘外寇，相期國是息內爭，海陵勝地多風物，文信南歸又見君。”把韓國鈞比作文天祥，使蘇北士紳大受鼓舞。鹽阜名流爭相與陳毅詩文唱和並引以為榮。為了擴大詩文交往，陳毅在同年6月11日《鹽阜報》上發表《寄阜東龐楊兩先生》七律二首及舊作五首。龐友蘭、楊芷江於8月1日在《鹽阜報》上分別和詩五首和三首，表示“留取一腔新熱血，與君共溉自由花”。

1942年9月，華中局和新四軍領導人為了方便文化界人士的學習、工作和生活，在阜寧縣賣飯曹村建立起“文化村”，讓許多文化人聚居於此，共同交流提高。同年10月，為了團結更多的文化界人士參加抗日，陳毅又倡議在“文化村”成立了湖海藝文社。第一批入社者就有40多人，其中絕大多數為各界知名人士，擴大了文化統一戰線，鞏固了蘇北上層人士向共產黨和新四軍“一邊倒”的局面。

蘇北抗日根據地生機勃勃的嶄新氣象，讓文化工作者們深受鼓舞。他們運用各式各樣文藝門類，揭露日偽軍暴行，宣傳抗戰思想，培養文藝人才，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蘇北農村似一方文化綠洲，“無處街頭無歌聲、無處鄉村不演戲、無處牆頭不見詩、無處不在扭秧歌”，群眾參與之廣泛，社會影響之深遠，可謂獨樹一幟，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光輝一頁。